文/周锡冰

近两年，对中国企业中兴通讯来说，可谓流年不利。自2017年3月支付60亿罚款后，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祭出大招——全面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为期7年，同时还对中兴通讯处罚3亿美元的罚款。

禁令一出，2018年4月17日，中兴A股、H股双双停牌。考虑到中兴只有一到两个月的零部件存货，一旦不能尽快地达成和解，解决此事，将影响中兴的相关业务。

危难之际，76岁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紧急出山，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侯为贵此行既是一种悲壮，又是一种担当。

 

针对美国的发难，中兴通讯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危机应对工作组”。老将出山的背后，当然是中兴人寄望于老将的挂帅，再次能够力挽狂澜，但是侯为贵在机场的一张背影照片依然让我心酸。

2018年4月20日，美国商务部新闻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对于中兴的禁令目前没有扭转的余地或协商的空间，要严格地等到7年后才有望重启协商。”

这意味，此次封杀对于中兴来说，无疑于致命的一剑。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在内部信中称，“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不能接受”。

尽管如此，但是罗马并不是在一日之间建成的，也不可能是在一日之间倒塌的。在美国市场，来自同城的兄弟华为的境遇也同样如此。

多年来，华为产品，尤其是手机，一直都遭遇美国政府的打压，华为手机因此不能平等地涉足美国市场。作为唯一一个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拥有显著份额的中国厂商中兴，当前的份额约为10%，为第四大厂商。

2018年4月16日，对于华为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华为5G产品成功获得全球第一张CE-TEC(欧盟无线设备指令型式认证)证书，忧的是，美国监管机构也采取了一项措施，禁止当地移动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信设备。

众所周知，在之前，华为与AT达成战略合作，甚至在已经签订协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强制干预，最终导致合作失败。

正是因为华为与美国的频频过招，让危机意识很强的任正非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对于中兴的危机，尤其是美国的封杀，任正非早在6年前就已经预料到了。

2012年，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任正非告诫华为人说道：“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如果今日的中兴，有着华为一样的忧虑，那么也不至于当下的悲壮。当然，美国市场一直是华为的目标市场，就是攻不下，这让曾经是军人的任正非非常恼火，甚至对美国做过诸多沟通和研究。

对此，当看了美国电影《2012》后，任正非认为，信息爆炸或许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造一艘方舟。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为成立了专门负责创新基础研究的“诺亚方舟实验室”。任正非为此做了最坏的打算，启动芯片和操作系统的研究。

任正非指示称，华为要在芯片领域投入“四亿美元和两万人”进行“强攻”。在华为，海思芯片的定位是，“一个重要系统”，是华为的长远战略投资。

任正非直言：“海思一定要站立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任正非看来，只有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才能真正地面对美国的封杀。任正非说道：“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从回答华为为什么要巨额投入研发芯片和操作系统的问题中不难理解，任正非的忧虑印证了中兴战略的短视。可以说，正是任正非的判断，才避免华为类似的危机。

在《任正非谈华为创新管理》一书中，我就介绍了华为的巨额投入。华为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在逐年提高，从过去的10%，2015年竟然提高至15%。2015年，华为596亿元的研发投入，让其跻身全球前五。

 

当然，正是因为华为对未来技术不计成本的巨额投入，才让华为成为一个拥有无数尖端科技的企业。如麒麟芯片的成功研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为“缺芯少魂”的尴尬局面。目前，麒麟芯片已应用在华为的高端手机中，其性能处于行业领先。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麒麟芯片累计发货量超过5000万颗。众所周知，华为能够取得这样的业绩，其中的艰辛却少有人知道。当我们查阅资料得知，华为为此耗费的人力、财力更是惊人。从1991年成立ASIC设计中心开始，麒麟910才开始规模商用，华为足足等了22年。

在面向未来的研究和创新上，华为持续地加大投入，过去10年中，华为在研发上共计投入超过2400亿元。在《2008年华为报告》中，华为明确了加大研发的力度：“华为坚持以不少于销售收入10%的费用投入研究开发，并将研发投入的10%用于前沿技术、核心技术及基础技术的研究。我们在全球设立了14个研究所，这使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全球优秀人才与技术资源平台，构筑华为强大的研发优势。”正是这样的投入，让华为在ICT的热点前沿技术上，取得了领先，拥有很多“黑科技”。

根据华为官方网站的资料统计，从2006年以来，华为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400亿元(约370亿美元)。2006年，华为的研发投入仅为68亿元，此后每年保持阶梯式增长，见下图。

 

图2006-2015年，华为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投入

为了更好地专注研发，华为在世界范围内创建16个全球研发中心，其研发人员多达7.9万人，占公司总人数的45%。这样的比例在世界科技公司中是非常高的。

当然，华为如此大的研发投入，也取得了期望的回报。仅仅在在专利申请上，就收获不小。据华为官网介绍，华为累计申请了52550件国内专利和30613件外国专利，专利申请总量位居全球第一。（该数据摘自《世界第一：任正非和华为帝国》）

 

对于核心技术，格力电器的前董事长朱江洪感触很深。在《格力为什么能成全球第一》一书中，我也介绍了格力电器曾经遭遇的技术困境。

 

为了解决空调核心技术的难题，朱江洪决定，2001年，带领格力电器技术团队东渡日本，考察日本企业，同时冀望与日本空调企业合作，日企却“连散件也不卖”回绝了朱江洪。

面对购买技术的路无法走通时，对于朱江洪来说，自然寝食难安地度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朱江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的危机感一向很重，可能有些人觉得没什么，但我要对格力负责。”

既然日企拒绝格力电器购买空调核心技术，那么自主研发已经成为一条必然之路。为了不断提高格力电器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每年因此而投入技术研发的资金都超过销售收入的3%。因此，格力电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空调业技术投入费用最高的企业。

不仅如此，还招兵买马。据《人民日报》报道称，格力电器共有包括国外专家在内的研发人员4000多人，其中，本科以上的研发人员高达90%，格力电器还营造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科研环境，设立了科技进步奖，重奖科技功臣，单项奖奖金最高达到100万元。

对此，朱江洪说：“我们每年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方面，几千科技人员、几个研究院、几十个研究所，温总理在全国科技授奖大会上也说了，今后企业要作为科研的中坚力量。其实我两年前就提出来了，企业必须要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因为企业有很多优势。第一企业有钱。第二企业机制灵活，主要是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机制，企业想怎么奖就怎么奖，想奖多少就奖多少，跟国家给那么一点点就差得很远了。第三企业对科研、科技创新有一股冲劲，有一股积极性。因为跟它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不搞科研就遭淘汰。它这股积极性，比任何国家、大专院校都强，更重要一点，它有针对性的科研，一研究有一点蛛丝马迹，一点成果马上立即就转化为生产力，而不是大专院校搞一点东西，写写论文就放在抽屉里面，转化率很低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反思中兴危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的确是一件好事，起码知道控制核心技术，不至于受制于人。2018年4月17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所说道：“中美关系不是我在这里说得清楚的，或者可以推动解决的。……有些事情不是以华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没法左右，还不如不去理它，这样华为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来服务好跟华为合作的客户；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更好的产品，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很轻松。”

华为的芯片战略中，实行的是多芯片供应战略，高通、MTK，以及麒麟，其中麒麟是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负责。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规模高达2073.5亿元，在国内前十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当中，海思以361亿元销售额排名第一，其表现可圈可点。

相比同时期的中兴通讯，为了追求规模，使得中兴丧失了自我核心技术的的机遇。长江商学院薛云奎教授撰文坦言：“中兴通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主营业务没有盈利，产品缺乏核心技术支持或技术含量偏低，销售毛利率长期低下。公司过去10年的盈利完全依赖减持股权红利和软件产品出口退税及政府补贴支撑。”

在薛云奎教授看来，“中兴过去10年30%的销售毛利率，最多只能算一家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程公司，却很难将其归类为高科技公司之列了。”

薛云奎教授的依据是，中兴2007—2017年财报中提及，自2007年以来，中兴累计投入研发费用917.17亿元，与同期华为3940亿元的研发投入相比，不足华为四分之一。或许，正是这样的战略，导致了今日的危机。

坊主有话要说：

一张意为“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出山为制裁案四处奔波”的图片刷屏朋友圈。从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该机场应该是在深圳宝安机场，已经76岁的侯为贵拉着行李箱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中兴董事长殷一民和CEO赵先明。

有人为这张照片配上的说明是，“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76岁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爷子临危受命，再次踏上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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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年的家族企业研究经历，对家族企业的家文化、传承、经营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家训、家风的发扬光大，拥有深刻、独到、系统化的见解，被多家媒体誉为家族企业研究的领航人。

常年研究华为、联想、格力电器、褚橙、国美、娃哈哈、老干妈、苹果、丰田等标杆企业并出版相关专著。发表财经作品两千多万字。

著有：《传统企业到底该如何转型》《世界第一：任正非和华为帝国》《让每一个岗位都活起来（石油工业出版社）》《马云内部讲话揭秘》《史玉柱讲话揭秘》《褚橙是这样成为爆款的》《老干妈的香辣传奇》《格力为什么能成全球第一》《向娃哈哈学渠道营销》《向格力学专业化经营》《苹果魔法》《中国家族企业为什么交不了班》《日本百年企业的长赢基因》《命门：中国家族企业死亡真相调查（升级版）》《你的企业离倒闭还有多远》《奥巴马的长尾术》《互联网+服务》《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等财经管理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