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郝小亮
同为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和柳传志，几乎在同一时期创办了各自的企业，并在各自领域一步步走在了世界前列。华为在通信领域成为全球引领者，联想电脑的出货量蝉联多年世界第一。单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任柳二人毫无疑问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但在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上，二人的公众形象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期，任正非和柳传志的社会地位和公共形象相差无几，二人都被视为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企业家代表，柳传志还一度被奉为商业教父和创业导师，名利双收、风头无两。但没想到过去短短几年时间，柳传志竟然被公众贴上了“买办”、“资本家”的标签，社会形象可谓一落千丈，堕入深渊。
我觉得今天这一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柳传志选择“贸工技”路线就埋下了伏笔。联想走的路线放在当时来看并没有太大问题，企业要发展就要先解决生存问题，联想以贸易为先步步壮大，接连收购了IBM的PC业务和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产品得以行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柳传志个人的“商人”形象也逐步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被奉为“商业教父”。
“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象大部分时期都不太好，认为商人对社会缺少必要贡献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改革开放的重商环境下，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企业职工甚至公职人员下海经商潮席卷全国，以至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精英阶层以成功商人为主要构成，其中“臭味相投”者往往形成利益小团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和社会阶层的固化。
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在带动更多人后富这件事上表现得差强人意，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逐步演化为社会公众对商人群体的敌视。当这种集体情绪积攒到一定程度时，公众就迫切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作为情绪宣泄的出口。于是作为商业教父般存在的柳传志自然而然地拿来充当了这一对象。
另一方面，中国过去几十年倾向于重商主义的苦果在最近几年开始集中显现。中国曾经在对外贸易中尝到了不少甜头，但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优势上的低端制造模式早已难以为继，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对制造业、工商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愈发明显，中国企业开始意识到基础技术对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意义。
在制造业之外，过去十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成绩斐然，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一度引发了实体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孰轻孰重的争论。但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成绩主要来自商业应用层面的创新，支付、出行、社交、娱乐等等应用概莫能外。但在表层应用之下起到支撑作用的基础技术始终十分薄弱，因此才导致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被美国卡了脖子。
中国企业华为首当其冲成为贸易战的受害方，但华为也因此被激发出强烈的求生意志和创新精神。与华为同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也开始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而非像过去一样过分着眼于短期的商业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企业界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了一次大转向，简而言之就是从“重商”转向“重技”，寄望通过发展底层技术对顶层商业实现更牢固的支撑。由此，商业气味浓重的企业以及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形象急转直下。而以华为为代表的重研发型企业，以及华为的掌舵人任正非则被公众抬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当初选了贸工技路线的联想通过资本运作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帝国，但唯独在基础技术上缺乏值得为人称道的建树，与同一时期起步的华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科技公司的利益已经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度捆绑在一起，作为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华为理所当然受到公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我们常说商人逐利无可厚非，但单纯作为一个商人的话，古往今来总是难以赢得公众尊敬。更何况中国社会一直有轻商、贬商、抑商的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重商环境其实十分反常和短暂。商人色彩浓重的柳传志如今被千夫所指，应该说带有很强的必然性。
此外，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精英阶层的评判标准来看，除了要求对方在某一领域有较大的社会成就之外，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往往也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立德”排在“立功”前面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与深居简出、严于律己的任正非相比，行事高调、好为人师的柳传志自然难以赢得广泛公众的喜爱。
与西方定义下的现代企业家相比，受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染的中国人赋予了企业家三个字更为丰富的内涵。任正非与柳传志虽然同为成功的企业家，但前者要比后者更合乎中国人对企业家身份的认定标准。
